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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祖文化

为什么河南没有祠堂?
发布时间:2016-12-20 16:13:29    作者:    点击:15143次    [关闭本页]

灾害导致逃荒,逃荒导致流动,流动又造成宗族观念淡薄和贫穷,环环相扣。如此一来,活人都顾不过来了,怎么会为死人修建祠堂呢?不过客观因素造成的宗族观念淡薄,并不表示这一地区人们的宗族观念彻底消失了。电影《一九四二》逃荒出发前有这样一个场景,长工家在收拾逃荒要带的东西,他特意嘱咐儿子,把祖宗牌位带上,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自己是哪里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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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滑县段鸟瞰(航拍)。(视觉中国/图)


去过华南地区的朋友都知道,那里的乡下,几乎村村都有祠堂,每逢过年或是其他传统节日,祠堂里都热闹异常。祠堂是一个家族的祭祀之所,因此有祠堂的村子,往往是单一姓氏。一个村就是一家人,这在华南地区非常普遍。


视线回到北方,祠堂的身影近乎绝迹,甚至一些80和90后,都不知道祠堂为何物。与之相伴的另一种情况是,北方很少有单一姓氏的村庄,绝大多数村子都是多个姓氏。以笔者的家乡为例,三千多人的村子,是由十几个姓氏的家族构成的。


同样都是汉族,同样都讲求认祖归宗,为何北方偏偏就没有祠堂呢?


就以河南和山东西部地区来看,这一区域的乡村之所以没有祠堂,跟历史上的“黄河漂天”有很大关联。


所谓“黄河漂天”,是笔者家乡地区,对过去黄河决口一种通俗叫法。此处距离黄河的直线距离只有两百多里,所以也处在被黄河淹没的风险区。不过幸好地处黄河西北方,太行山余脉下,地势较高,因此历代黄河决口,都没有被淹没。但老一辈人也曾提及,在这一区域南边的山顶上,曾发现过水藻,那是过去黄河发大水时,遗留下来的。试想黄河水竟然大到能淹没山脉,也难怪会有“黄河漂天”的说法。


仅仅一山之隔的滑县、原阳等地,就逃不过黄河的蹂躏了。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,甚至还发生过黄河夺淮的事情,所以黄泛区的范围很广。向南能一直延伸到安徽西北,向东延伸到山东西部,整个河南的中北部,几乎都是黄泛区。


例如《清史稿·河渠志》记载,康熙十五年(1676年),“黄、淮并涨,奔腾四溃,河倒灌洪泽湖,高堰不能支,决口三十四。漕堤崩溃,共决三百余丈。”


大水过后,赤地千里、饿殍遍野,往往伴随而来的就是举家逃荒。


笔者的外婆是清末生人,过去曾常常给我们讲起一大群一大群拖儿带女逃荒者。这些逃荒者,往往推一辆独轮车,车上就是全部的家当。有些逃荒者凭手艺吃饭,一路逃荒一路打零工或者做木匠活儿;一些逃荒者还是民间艺人,带着二胡等乐器,每到一处,他给村里人说书,村里挨家挨户给他饭吃。这倒是跟安徽凤阳的逃荒者,给人唱凤阳花鼓很相像。


笔者家乡这个区域毕竟狭小,粮食很难供应这么多逃荒者。外婆说,村里有些人故意刁难一些逃荒者。一个逃荒者对村里一户哀求,希望能给点吃的。这户的男人问他:


“你是打哪来的啊?”


“俺是滑县来的,大爷。”


“什么?你是滑县来的大爷?都讨饭了,还当大爷,不给!”


这明摆着是故意刁难人的,但在粮食稀少,勉强能糊口的状况下,谁都不会当好人,毕竟,乐善好施的名头,填不饱肚子。


外婆曾说,若遇到干旱年份,也缺水少粮。一些人反倒收拾一下家当,跟着这些从东边躲水灾过来的逃荒者,一起再向山西去逃荒。所以,这里又有“哪年老天不下雨,不是逃荒就是上山西”的民谣。水旱两灾相并,这场景现在想来,着实让人唏嘘不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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拥有古祠堂36座的江西吉安。(视觉中国/图)


频繁的水旱灾害,倒逼这一区域的人们不断逃荒。而逃荒又导致各个村子原有宗族结构的瓦解和崩溃。试想,有的人死在了逃荒的路上,有些人即使逃荒回来,也有很大可能不会回到原来的村庄。人们来自天南海北,不同的姓氏组成一个个村庄,宗族观念自然非常淡薄。


《义和团运动起源》一书中,曾提及19世纪清朝年间,豫北和鲁西北这一现象:这种长期形成的迁徙和流动形式,是鲁西北农村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村里人时进时出,人员混杂。在鲁西南和胶东半岛地区,单一姓氏的村庄十分普遍。但在鲁西北平原,村里姓氏繁多,新户移居十分普遍,很明显,这削弱了村庄的内聚力,它有助于吸收流动人口。鲁西北农民绝不是一般观念中那种重土难迁的传统农民。


这种人口流动,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导致的流动。由灾害导致的被迫流动,不但使得各个村庄的宗族观念淡薄,而且还异常贫困。


19世纪美国一个叫满乐道的传教士,游历到这一区域,就曾记录下了这一地区萧条的场景:我们现在穿过一片平原,那里的人口照样稠密。大约每隔一英里就有一个村庄,村里有土坯房,屋顶用麦秸或芦苇盖成。这些村庄大都有久经风雨的土围墙,有的甚至还有门楼和笨重的大门。村里有树,但旷野上却根本没有任何树木或者灌木,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上都种着谷物。这些沉闷的现象令我很想家。到处都是肮脏的、行将坍塌的土坯房,一些过年时糊的褪了色的红对联依然残缺不全地留在破败的门洞上。


水灾使得人们的眼光不会长远,所以这位外国人只看到了谷物,而看不到棉花这类的经济作物,因为前者可以保命;同时,担心黄河决口水灾发生,土坯房就是常见的建筑物,人们没意愿、没精力、没财力盖高大结实的住房,因为大水来了的时候,再好的房子也会被淹没。


灾害导致逃荒,逃荒导致流动,流动又造成宗族观念淡薄和贫穷,环环相扣。如此一来,活人都顾不过来了,怎么会为死人修建祠堂呢?


逃荒、逃荒,家安在独轮车上。天灾人祸的持续夹击,彻底灭绝了河南地区的祠堂基因。


不过客观因素造成的宗族观念淡薄,并不表示这一地区人们的宗族观念彻底消失了。电影《一九四二》逃荒出发前有这样一个场景,长工家在收拾逃荒要带的东西,他特意嘱咐儿子,把祖宗牌位带上,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自己是哪里人。


不过幸好那些地区宗族观念没有被侵蚀,改革开放后,祠堂如雨后春笋又纷纷建起来了。可能有人会觉得,现在生活好了,观念也多元化了,像河南这些北方地区为何不重建祠堂呢?


其实,从一些家族续修家谱的事情上,可以看出很多人是热衷修建祠堂的,然而一个村子有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姓氏,每个姓氏都修建各家的祠堂,这不太现实——这些客观因素制约了祠堂的修建。


如今,笔者的家乡地区保留着一个有意思的小习惯。每家每户的农用手推车上,都有用毛笔写的姓氏和各家祠堂的名字。比如笔者姓贾,手推车上写的是贾氏·福善堂。我猜,这习惯正是从过去逃荒中遗留下来的吧。


但愿这习惯能长久保留下去。毕竟,这是从历史的瓦砾堆里,好不容易才翻找出来的关于祠堂的唯一记忆了。(作者:金何)


福建宗祠知多少


宗祠也称祠堂,是汉民族供奉祖先神主牌位并进行祭祀的场所,是宗族组织存在的象征。福建省宗祠数量很多,可能是全国宗祠数量最多的省份。福建省现存的宗祠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,改革开放后得到重新修复,也有不少宗祠是近30年来新建的。


宗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于传承孝道、促进宗亲互助、维护社会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。伴随着宗祠的修复与新建,传统宗族组织也在复兴,对乡村社区建设影响较大。在当前,如何发挥宗祠文化的积极作用,需要摸清城乡社区中的宗祠总数以及日常管理基本情况,发现存在的问题,然后加以针对性的引导,促进宗祠文化健康发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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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2015年8月的调查显示,福建省宗祠总数约在13272座,平均每万人拥有359座,每个县、市、区拥有156座,宗祠总数名列全国第一,每万人拥有的宗祠数也是全国第一。如此数量众多的宗祠,是福建省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
从地、市、区分布角度来看,龙岩地区拥有宗祠总数最多,2686座,人均数量最多,每万人宗祠拥有量为8.6座;其次是漳州地区,总数为2436座,每万人宗祠拥有量为4.9座;再次是泉州与宁德地区,分别是3.6与3.1座。从地、市、区分布密度来看,龙岩地区密度最高,平均每个县、市、区拥有374座。从县级来看,南靖县拥有宗祠数量最多,达552座,其次是安溪,有511座,新罗区、武平、晋江都在400座以上。从民系来看,客家话方言地区(龙岩、三明)拥有宗祠数量最多,其次是闽南话方言地区(漳州、厦门与泉州),再次是福州话方言区(福州与宁德)。


宗祠是乡村公共建筑,通常坐北朝南,拥有两进(两排)以上房屋所组成的院落式建筑建构,建筑面积要比普通民宅大得多。本次调查发现,宗祠建筑结构以“二进”最多,占47.9%;其次是“一进”,占34.5%;“三进”占14.4%。“一进”建筑结构的宗祠是闽南地区为多。“三进”就是大型宗祠。福州与宁德地区宗祠普遍占地面积较大,有不少是“三进”结构。从建筑面积来看,“两进”宗祠加前后进之间的庭院,占地面积通常在700平方米左右。如果是“三进”宗祠,则占地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。


戏台是祠堂内部的标准化设施。调查发现,有戏台的宗祠占20.4%。内部有戏台的宗祠通常建筑规模较大,内部设施也较完善。福州语系的福州与宁德、客家地区的龙岩、三明的宗祠多有戏台,而闽南地区宗祠内拥有戏台的并不多。宗祠拥有族谱的占81.6%,这说明大多数拥有宗祠的家族都修有族谱。


宗祠作为团结族人的公共建筑设施,需要日常管理与维护。围绕宗族事务与祠堂管理,家族组织都设有宗祠理事会。调查发现,拥有宗祠理事会的比例占65.7%,说明大多数宗祠都有管理组织。很多宗祠也是乡村老人会的活动场所,宗祠兼做乡村老人会活动场所的比例占23%。宗祠作为乡村重要的公共空间,也是乡间交往休闲的重要场所。祠堂能做到天天开放的占45.6%,接近半数。说明宗祠作为乡村社区公共空间已得到合理的利用。每天开放的祠堂通常也是老人会活动场所。祠堂逢重大祭祀活动,会以演戏的方式感谢祖先的庇荫,调查发现,10%的宗祠内有演戏。


宗祠建设与维护要有经费来源,采取宗祠自愿捐款的方式占多数,为68.7%;其次是采取按户(或按家庭人口数或男丁数等方式)平均摊派,为47.5%;3.1%的宗祠有经营性收入。经营性收入主要来自不动产出租,如宗祠理事会有店面出租收益,也有的宗祠是老人会活动场所。在传统社会中,每个宗族组织都设了族田,其收益做为宗族活动与宗祠维护的开支。新中国成立后,族田作为“管公堂地主”的土地被没收后分给农民,祠堂就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。如今,宗祠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族人捐献,祠堂建筑的豪华程度与族人经济实力通常成正比。


宗祠理事会(宗族组织)有开展资助族人的社区公益慈善活动,这一比例为20%左右。宗祠组织开展最多的公益活动是助学服务,为21.5%;其次是助老服务,为21.2%;第三是济困服务,为14.7%。很多家族组织设有教育基金,用于奖励考上大学的子弟,对于家庭贫困的子弟也给予资助。祠堂做公益的经费都来自族人的奉献。有些宗祠理事会还设有慈善公益基金,以方便开展奖励与救济族人的活动。


台湾80%的现居民的祖籍地是福建,福建很多宗祠在修复与建设过程中,得到台湾宗亲资助,逢春节、清明与冬至等传统节日,也时有台湾族人回乡来祭拜。调查发现,福建省有25.2%的宗祠与台湾宗亲联系较密切。


在当前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冲击下,传统宗祠文化的传承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一是宗祠日常管理问题。有些山村宗祠,因村民外迁,无人维护,随时有倒塌的可能。二是受城镇化建设的影响。有些祠堂被拆迁,但被视为普通民宅,没有得到异地重建。三是祠堂产权登记问题。宗祠作为特殊的公共建筑,没有在法律上得到认可,在产权上也很模糊,这也造成宗祠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。


本次调查认为,在当前城镇进程中,需要加强宗祠组织建设与日常管理工作;搞好祠堂建筑保护与产权登记工作;引导宗祠组织参与慈善公益等社区建设活动;积极支持宗祠组织参与闽台两岸宗亲文化交流活动,进一步密切闽台两岸民间往来。(作者:甘满堂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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